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源”与“流”问题
2013-06-14 15:56:20   来源:   评论:0 点击: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源”与“流”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结合本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和时代特征而产生的理论成果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流”——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源”与“流”问题
秦廷华
(贵州省黔西南州委党校  贵州兴义 562400)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到现在已经160余年。1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胜利的思想理论武器,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种影响在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就已经是世界性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或工人党或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在国际(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的领导、指导下开展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最后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而具有了本国革命的特色,而取得胜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在国际共产主义或工人党或社会民主党内部产生了许多分歧和斗争,它们要么认为自己的理论路线是正确的,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从而认为别人的理论、路线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或应予放弃,或需要全面修正。这方面的争论、分歧、斗争是很激烈的。但有一条却是最基本的标准,即哪些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者,哪些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应该不难分辨。但这些年来,思想理论界一些学者的观点把看似简单而明白的评判标准弄得复杂而混乱了。确有加以进一步澄清的必要。
    某著名学者在《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演讲中,认为马克思1883年去世以来特别是恩格斯1895年去世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经历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在恩格斯去世后出现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经历的第一次大的争论。伯恩斯坦曾讲到了资本主义发生的深刻变化,以此来质疑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特别是针对其中存在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等基本原理,更有“过时”的说法。伯恩斯坦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其实质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卢森堡、倍倍尔、考茨基,在回答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现实价值时,都不能说明时代的变化,或者看不到这个时代的变化,使得他们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反驳显得无力。直到20世纪初,列宁才以科学的立场和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和时代变化的关系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列宁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以时代的变化为借口而简单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列宁认为,这个时代确实发生了变化,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但这个时代的变化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时代,而马克思试图回答是资本主义这个大的历史时代发展的一些基本原理。这个时代没有消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有它的现实价值。这个时代的某些特征发生了变化,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新的阐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样,列宁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那就是随着历史过程、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丰富、发展、完善和创新。因此,列宁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丰富、发展、完善和创新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马克思主义分野和分化的出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多样化发展的起端。马克思主义发展出现了三个重要取向,或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化的三个支流:1、以伯恩斯坦理论为起点的社会民主党,后来的社会民主党都把伯恩斯坦作为他们理论的鼻祖;2、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罗莎·卢森堡理论为渊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3、以列宁主义为起点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等。
             二
    这位著名学者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发展的多样性。但他讲的两个变化前后是有矛盾的,在第一个变化里,他强调“伯恩斯坦是一种修正主义,其实质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在第二个变化里,他又明白讲,“以伯恩斯坦理论为起点的社会民主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重要取向”或“马克思主义分化的三个支流”之一。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导,他从一个貌似正确的思想中引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样化特色,而把伯恩斯坦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范畴,再讲下去,就变成了伯恩斯坦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发展了。在他的理论中,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支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支流之一。果真如此吗?
    第一,以伯恩斯坦理论为起点的社会民主党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伯恩斯坦是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在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于1896——1898年,连续在法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力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进行公开的“批判”,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修正”。1899年伯恩斯坦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提出用社会改良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鼓吹通过议会的、改良的、阶级合作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理论。伯恩斯坦的口号是“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主张在资本主义民主的框架内来实现社会主义。
    从20世纪初开始盛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成为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其理论基础就是伯恩斯坦奠定的。英国的工党意识形态也是民主社会主义。20世纪初以来,在欧洲许多国家执政的政党都是社会民主党。20世纪80年代在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属于这个理论体系。苏东剧变后,原苏东国家的很多共产党、工人党纷纷改旗易帜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都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政党,民主社会主义有一套系统的反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戈尔巴乔夫就是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把苏联的改革引向邪路的。1989年,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摒弃数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及其实践模式,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它。1991年10月他对《莫斯科新闻》主编说:“应当改变制度,我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后来又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早在1983他同雅科夫列夫就谈到:“我们的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1990年7月苏共28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认为:“改革政策的实质在于,从极权官僚制度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我们都知道,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最后结果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在这个过程中,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象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改变了社会性质。我们北方的蒙古也是一样。
    民主社会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把马克思主义从其理论来源中全部删掉。195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通称《法兰克福声明》),该声明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是多元思想中的一元。1959年在哥德斯堡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宣称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根植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把马克思主义排除在了其“三大理论来源”之外。
    第二,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是根本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指导思想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民主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提倡指导思想多样性。
    ——在所有制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条件下加以实现,主张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国有、私有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并维护以按资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分配制度。
    ——在政党政治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搞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离。民主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阶级性质,反对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主张构建一种资产阶级多党轮流执政的共同体。他们反对民主集中制,主张在党内实行无条件的民主原则。
    ——在奋斗目标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民主社会主义则抛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社会公正、自由、民主、世界和平为奋斗目标。
    从以上这些区别来看,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以伯恩斯坦主义为起点的社会民主党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社会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伯恩斯坦主义产生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奋起而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还是工人阶级政党)内的许多领导人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考茨基等都是如此。考茨基为批判伯恩斯坦机会主义做了大量理论工作,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指导地位。1903年1月5日他给倍倍尔的信中明确地说:“伯恩斯坦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是一个比公开的敌人更不理解马克思而更敌视马克思(这种情况是叛徒的特性)的人。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源”的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前提下,结合本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算是马克思主义的“流”;而象民主社会主义这种从本质上是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完全脱离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这里面就讲清楚了它们之间何者为“源”何者为“流”的问题。
    如果把本质上是完全对立的东西硬说成是一样的东西,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取向或支流,那就是黑白不分。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敌人与马克思主义硬说成是源流关系、继承关系,那更是混淆是非。难道不是吗?
                                       三
    在马克思主义的源流问题上,只有那些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才算是真正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活水,才真正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支流,至于那些表面上看来还是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已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联系,甚至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完全走到马克思主义对立面的所有的理论、思想、主义等,不应该再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支流、一脉。还有那些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工具、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框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实践,而是在于挽救资本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也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支流。
    这里,实际上我列举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三种情况:一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本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而非支流;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嘘弄人,讲的和做的都是为了全面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目的在于消除马克思主义对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把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运动引向邪路的,更不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流;三是那种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分析方法来使用,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救世良方”来挽救资本主义,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包括为此而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根本不能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流。
    俄国的伟大革命家列宁在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后,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变化,结合时代特征和俄国实际,创立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战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的新阶段。列宁因此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
    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刘少奇1945年4——6月在党的七大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将人类这一崇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还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刘少奇的这一界定及其阐释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正确地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对于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了新的论述和概括,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主要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本源和特点。
    1978年,我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纳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为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我们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继者时,总是看到有两个因素在起着决定作用,一个是它的理论来源,另一个是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从理论来源上探索前者与后者的关系时,我们看到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这里指出了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里讲的还是党的指导思想的一脉相承的关系。一脉相承之“脉”,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之脉,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之所以发展呈阶段性的向前发展,是因为本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出现了变化,是整个时代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它们前后之间的关系,就是“源”与“流”的关系,就是理论来源与体现时代特征和本国具体实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源”,后者是“流”,后者之间前后也是“源”与“流”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具有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才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没有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就不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从而也就不存在理论的源头与支流的关系。这一点,是一定要加以明确的。从这一点来说,以伯恩斯坦理论为起点的社会民主党不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体系——民主社会主义不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取向”和“三个支流”之一。这一点,也是一定要加以明确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流”,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能全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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